采访庄平正值晌午，偌大的校园里行人寥寥，一个高大的身影且行且停，庄平已经在学校里转了一个多钟头，这次回来，是为了参加学术会议，趁着休息时间，他想再多看看校园，这也是他每次回校的习惯，校园里或大或小的变化让他每次都能有新鲜感。

转的时间久了，汗水打湿了他的白衬衫，模糊了他的眼睛，他擦了擦眼睛。这让他突然想到，在39年前一个同样闷热的天气里，他独自一人扛着行李，从接待站坐上大卡车到达华农的情景，他和华农的故事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

一颗立志科研的拳拳之心

1960年，庄平出生于湖北麻城。麻城山清水秀，长江支流之一举水河就从麻城流经。也许是因为在水边出生、水边成长的缘故，庄平对水产事业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，他常常蹲在河边观测水里小动物们的生活习性，一看就是半天。

不幸的是，庄平的小学和中学是在“文革”的混沌时代中度过，接受正规的教育已经变成了奢望。那个时候，物理课本上没有牛顿定律，只有柴油机工作原理；化学课本没有化学反应，而全是农业施肥知识。有限的教学条件并没有遏制住他对知识的向往，成为一个科学家的梦想就在那个时候在他脑海中生根发芽。

“学习对于我来说，是一种本能。”当老师讲到形形色色的生物都由细胞构成的时候，庄平充满了好奇，不停追问老师：“为什么生物同样都是由细胞构成的，物种之间的差别会那么大呢？”在麻城二中，有一所很小的图书馆，没有新的教材可以阅读，他就钻进图书馆学习以前的课本或者是科学启蒙书籍。

那时候才十几岁的庄平就已经意识到，“‘文革’期间工厂生产量不足，国家的财富只是在虚耗。只有改进科学技术才会有财富的积累，而科学技术的提高唯有依靠人才、依靠知识。”

1977年9月，中国教育部决定恢复已经停止10年的高考，以统一考试、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。这一消息点燃了全国知识青年的激情，庄平亦是其中之一。在准备高考的过程中，他收到了父亲的来信，信上只有短短一行字，他却记到了现在，“高考已经改革，你可以上大学了，但是想上大学就要有真本事。”

得到了家人的支持，他开始一门心思学习。没有教材，就靠着老师给的讲义来学习；没有辅导材料，就自己钻进图书馆去查。然而，在高考前半个月，庄平患了很严重的流感，连日高烧，但他没有时间看病。就这样，在1977年的冬天，高烧的庄平走进了高考考场。

那场规模空前的考试，吸引了570万人参加，却只有不到30万人被录取，庄平便是其中之一。在他的高中，只有三个人考上了大学，学校搭舞台、开大会，给他们佩戴大红花。然而庆祝的鞭炮声和锣鼓声还未远去，庄平的欢喜被父亲脸上的不悦与别扭冲散。

原来庄平违背了父亲的意愿，没有选择学医，而是决定致力于水产研究，并填报华中农学院。这个决定让他的家人非常不解，因为在当时“专业定终生”，报了这个专业，就意味着他一辈子都要从事这项工作。

庄平没有和父母争执，而是选择用实际行动表示自己对于水产研究的坚持。渐渐地，父母看到了庄平坚决的态度和在校认真学习的样子，也了解到他所学知识的专业性、实用性，开始理解他的决定，并且主动为庄平订购一些当时很难得的专业杂志供他阅读、支持他学习水产研究。

一段苦乐交织的求学岁月

经历多年苦难，终于达到理想中的象牙塔，所有人无不欢欣鼓舞。庄平所在的水产专业只有两个班、66名学生，最大的32岁，最小的只有14岁。虽然年龄参差不齐，但大家对知识的渴望都是一样的。他说：“每个人都像一块干的海绵，求知的欲望非常强烈。”

在知识的荒原里行走了很久，华农对于庄平来说就是一泓清泉，他这块“干海绵”拼命地汲取着大学的养分，渴望自己能够快速地成长。由于教室有限，其他地方晚上也没有灯，每天吃完晚饭后，大家都需要跑着去找座位，图书馆里也都挤满了人，晚上在寝室挑灯夜读更是家常便饭。

经历了十年的“空窗期”，学校正规出版社出版的教材非常少见，同学们就是靠着老师们手工印刷的教材完成了学业；实验室的器材也非常破旧，但庄平仍然对实验室充满了向往。

庄平对《组织胚胎学》这门课程记忆犹新，因为在这堂课上，他可以用显微镜观测组织结构和微生物并绘图。庄平喜欢绘画，所以总是可以把结构画得很清晰明了，直至30年后同学聚会，任课老师仍然能够记得他的优异表现，对他当初画的结构图赞不绝口，任课老师还经常拿他的图作为教学样本。

由于基础较差，庄平的高考英语成绩只有26分，阴差阳错，他被分到了英语快班。一开始，他特别高兴，因为在高中阶段，他的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在班里一直是“拔尖儿”的，但是渐渐他发现，身边同学们的基础更好，想跟上快班的教学进程，对他来说困难重重。

为了弥补英语这块短板，他每天在吃完晚饭后会听学校广播里放的《英语九百句》；同时他也是中央频道《Follow Me》节目的忠实观众，经常利用午休的时间，跑到教学楼的电视机前收看。虽然经过努力，庄平每次英语考试都可以过关，但他仍然觉得当初应该进慢班学习，“一步一步地学习才来得更踏实。”

那时的华中农学院，条件艰苦。7人一间的寝室里没有风扇，而且窗玻璃还有许多裂缝。夏天天气热时，庄平常和同学们带着凉席爬到主楼的楼顶睡觉；冬天室内没有炉子，彻骨的寒风常常吹进入房间里，时间长了，身上长起了连片的冻疮，“一节课的时间，我亲眼看到手背上的一小块冻疮，像波纹一般，慢慢扩散、长大。”

求学条件艰苦，可庄平和他的同学们却学会苦中作乐，一点点的改善都能成为那段记忆里弥足珍贵的“小确幸”。学校的伙食一周只有一顿能够见到肉，遇到值得庆祝的事，他就会去学校大门旁边的小店里，点五毛两个的狮子头。他用手比划着，“一个大概这么大，那滋味我到现在还能记得。”

周末学校放的露天电影也是庄平那段求学岁月里的慰藉，无论刮风或是下雨，他都会在广场等着电影放映。时至今日，庄平仍对当时播放的《望乡》《追捕》《未来世界》等电影记忆犹新。

一群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

在华农的学习生活让庄平第一次认识到了什么是科学研究。在毕业实习的时候，庄平被老教授杨干荣选中，深入神农架原始森林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渔业资源考察。他们要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进行鱼类标本的收集，还要现场观察鱼类繁殖和胚胎发育过程，有时候晚上还要挑灯观测。

在原始森林里工作两个月，难度可想而知，白天酷热，夜晚寒冷，还要忍受蛇虫蚁鼠的骚扰。艰苦不会白费，杨干荣在此基础上出版了《湖北鱼类志》。“虽然当时用的都是一些常规的手段，和现在先进的实验方法有着天壤之别，但那两个月学到的基本的科研方法、工作精神为我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，可以说是受益终身”，庄平说，“正是经历了这次实践，才让我明白了课本里学的东西谈不上是科学研究，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。”

如果说杨干荣是庄平真正接触科学的启蒙人，那么施泉芳教授和易伯鲁教授则以身作则告诉了他什么叫科研精神。

在讲授《鱼类生理学》这门课程的时候，施泉芳教授已是高龄，但是她为了给学生更系统地讲解知识选择住在实验室，而且经常工作到深夜。庄平感慨地说：“她对工作的热情、精益求精的态度感染着我，也教会我怎么做科学研究、怎样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。”

以施泉芳为榜样，他也更加用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，这门课他最终拿到了96分，是所有课程中的最高分。施泉芳也将庄平视为自己的得意门生，他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关系，即便是参加工作之后，施泉芳也给了他很多实质性的指导。

易伯鲁教授是当时的系主任，虽然很少给本科生授课，但他严肃、细致、认真的态度给庄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易伯鲁总是对同学们的书角格外在意，遇到不爱护书本、书角卷起来的同学，他会批评他们：“不爱整洁、没有好的学习习惯，科学研究是不可能做好的。”易伯鲁的话始终刻在庄平脑海里，这也让庄平十几年如一日地保持着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。

庄平始终与华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，经常返校进行学术上的交流，了解水产学院学科发展情况，还在新生开学典礼上和学弟学妹分享学习和科研经历。近日，庄平团队携手我校水产学院教授李大鹏共同编写的学术专著《鲟鱼环境生物学——生长发育及其环境调控》通过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。

尽管已经毕业35载，庄平始终坚持工作在水产养殖和渔业生态学科研第一线，主持和参加国家重点科研项目50余项，包括国家“九五”“十五”重点科技攻关计划、国家“十一五”科技支撑计划、国家“863”计划、科技部专项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。

每次回校，庄平总会抽空在学校走一走，细数学校的新变化，这里多了一栋楼，那边又修起了绿道。他说：“学校的变化太大了，可是我还是能够找到以前的印记，无形中有某种文化是传承下来的。但我还是更怀念以前的校园，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大，对于我，它有着独特的韵味。”

（本文作者系学通社记者 刘华）